西周以来，与祭祖有关的各种设置、仪礼几乎都与等级观念相关。例如，坟墓的排列有“昭穆”制，而所谓“昭穆者，所以别父子远近长幼亲疏之序而无乱也”（《札记·祭统》）。在古礼，即使坟墓的封土及植树也有等级之分∶“天子坟高三仞，树以松；诸侯半之，树似柏；大夫八尺，树以栾；士四尺，树以槐。”（《白虎通义·崩薨》）至於一般的人民，则“不封不树”（《礼记·王制》）。

　　中国历史以来，崇尚宗法社会的各朝代，对具体的祭礼、祭仪、祭祀的用品、时间等等各方面都有严格分类分级的限制，对作为死者灵魂之象徵的神主也有严格要求。因此，每一事鬼的活动，实际上都是宗法等级观念与制度的强化过程。祭祀中的“孝”是人与前辈的情感联系在另一“世界”的延续，而各种不同规格的墓葬仪礼及祭祀方式，却是维持整个制度平衡的“礼”。

　　历朝以来，中国各代封建王朝都规定了不同品级的官员，以及庶民之茔地定制，包括其地域之大小、石兽之种类、墓碑之尺寸等都各有定制。这一切定制，一如上述所说，是巩固和强化了社会上的等级及尊卑观念。

　　即使是今日的功利主义社会，人们对墓葬的处理，依然可能表现出其钱财、地位之差别。

　　中国人在传统上相信，死人与活人是对立的两种生命现象。死人的世界也因此与活人的世界是两个不能混同的世界。人们一方面在痛惜死者、悼念死者；另一方面，却也是在担心著死者的世界会“侵入”活人的世界，更担心更多的活人会被“带入”死者的世界。这可能是在人们不理解传染病的原始时代，遗留下来的观念──以为死者若不与活人隔绝会带来更多的死亡；同时，这也是一种接触律（law of contact）的信仰，以为自然界有一种自然力量会产生预期的效果，接触死人就会引来死亡之类的不吉之事。

　　马林诺夫斯基著《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》第3章第4节说∶“实际的情况是极其复杂，甚至互相矛盾。显然可见的质素，一面是对死者的爱，一面是对尸体的反感；一面是对於依然凭式在尸体的人格所有的慕恋，一面是对於物化了的臭皮囊所有的恐惧”（天津∶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，1986，页30）。这是一种相当全面的概括，这种矛盾的心理，最突出地体现在古人对亡魂的仪式上。人们既要迎接亲人的亡魂回家，又想尽方法去阻挡它归家。

　　中国人很早就存在著这种意识。《礼记·檀弓》说，国君在参加大臣的丧礼，先让巫人拿著桃捧、苕帚、戈矛在棺材上挥几下，以除凶邪之气。《白虎通》说，孝子在守丧期间，不敢住在原处，要在院子的东西临时搭一个小木屋居住。因为亡魂要经常返家，倘住在原处，会被亡魂缠住。《後汉书·东夷列传》说，东夷忌讳很多，几家里有人得了疾病而死亡的，都要拆掉旧房，再建新房，出发点是一样的。《论衡》说，墨家以为人死後会变幻害人，亦是这种想像的道理。

　　这种为死者未亡亲属设想的避煞动机，一直延续到後来的丧礼、下葬、造墓的过程之中，发展出许多必要或应变的仪式。基於死者与活人住的世界是分开的，同时死者与生者之间也已形成两种“对立”的生命形状，因此，在死者下葬前後便出现了许多的仪式，明显是阻挡死者“侵入”活人世界。以闽人的下葬风俗来说，就有以下几种∶

　　（1）由於认为人死後若复活可能会转生成异物，就放一块石头、一个煮热的蛋在棺内，表示要石头腐烂、蛋变小鸡，棺中人才有机会复活。

　　（2）有心在女死者死後另娶的丈夫，若害怕死者会化鬼为难自己，便背个大包袱和夹著雨伞，从棺上走过，表示出国去向不明，不再送妻棺上坟，这真是“骗鬼”。

　　（3）南方人相信，未死者在死者下葬时不宜在下棺时太近墓穴，以免自己的影子恰好落在墓穴被棺压到！若生者影子被棺压到或受坟土所埋，就变成一生被死者凶气影响。

　　其他下葬前後所有一切“避开亡魂”的仪式，其实太多，不能一一例举。在亲人来说，尤其讲究孝顺的华人，对自己祖先死後，却必须逃避他们，当然说不过去。针对这种“既要逃避、又要亲敬”的矛盾，华人提出一套神学上的解决与解说方案，最具体的就是道教所延用《左传》之上古之说法形成的“魂魄”说；孔颖达撰昭公7年疏∶“附形之体为魄，附气之神为魂；附形之灵者，谓初生之日，耳目心识手足运动呼吸为声，是魄之灵也；附气之神也，谓精神性识渐有所知，此则附气之神也”。

　　中国人早有的三魂七魄之说，以为人死了，魂已飞走，魄跟著埋葬在地下。而人死後属阴，尸体一时不腐烂，魂飞了魄却一时不散，就会有害；魄在白天会由於白昼属阳不能外出，晚上才会乱跑。魂为善气而魄为恶气，魄的去处又往往是熟悉的人事之地，谁碰到都倒楣。人们为避免魄出窍来找麻烦，不得不改装。这种避恶气的化装，後来在孝的伦理下，升华为孝道的缟素。由於民间信仰中有“七魄”，是每7天消失一魄，便有了作49日祭的说法；为防尸体3年腐不尽，魄未散尽，还有所谓3年守孝之说。由於魂是善气，能庇佑子孙，他能离形体而存在，所以必须祭礼，让他庇佑子孙载福绵绵，这便是华人的祀祖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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