历史大变革的序幕由东汉末年的军阀混战揭开。在战乱环境中，一向是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的黄河流域遭到严重破坏，到处充满饥荒和瘟疫。
        盗墓现象历代都有，但以往盗墓都没有像这一时期如此公开化。除了以盗墓为自救、求生或发横财的个人或小群体外，还形成了有组织、有计划的军阀集团性的盗墓。《三国志•董卓传》载：“初平元年二月，乃徙天子都长安。焚烧洛阳宫室，悉发掘陵墓，取宝物”。 （《后汉书•董卓传》） 《三国志•袁绍传》裴松之注引《魏氏春秋》载袁绍讨伐曹操发布的檄州郡文中提到：“又梁孝王，先帝父母，坟陵尊显，松柏桑梓，犹宜恭肃，而操率将校吏士亲临发掘，破棺裸尸，掠取金宝，至令圣朝流涕，士民伤怀。又署发丘中郎将、摸金校尉，所过堕突，无骸不露。”这种集团盗墓，不仅仅是对儒家伦理的践踏，使民风恶化，而且使人们出于对祖先灵魂的保护意识，不敢厚葬立碑。
        魏 （公元 220-266） 、蜀 （公元 221-263） 、吴 （公元 229-280） 三国的开国君王们均倡导薄葬，他们几乎都对自己后事作出了从俭、薄葬的明智选择。该时期薄葬的先导和楷模是曹操，继后的帝王也都延续其薄葬禁碑令。
       在三国两晋经济萧条、盗墓猖獗和“禁碑”等综合影响之下，立碑之风从表面上看骤然歇息，然而从深层次考究，人们对墓碑的精神需求有了变通似的选择，致使墓志兴盛。